5月30-3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苏州城市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党史研究与教学》《苏区研究》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当代苏州研究院承办的“整体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城市学院举行。此次讨论会也得到《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大力支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共四十余人参加了讨论会。
开幕式由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解笑主持。她表示，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积极推动中共革命根据地史从分段研究走向整体性、贯通性的研究，今天的会议是对此前研讨的深化与拓展，也是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积极响应。
苏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周玉玲在致辞中谈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共产党人永不枯竭的精神财富。长征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将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了西北，为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推进政权建设，凝聚民族力量，终于取得了全国胜利。这不仅是我们今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精神源泉，也是我们一直坚持推进根据地研究的根本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高国荣指出，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红色政权的摇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仅是党扎根人民、积蓄力量、淬炼初心的红色沃土，也是党开展武装斗争、政权建设、思想引领的实践阵地，更是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历史根基。以整体史为视野，深入探讨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历史进程，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轨迹和奋斗历程，更加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逻辑。
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芝健表示，这样一个高端的会议在苏州城市学院召开，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和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以及推动我院中共党史党建的研究、年轻教师的成长、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领域的深化都是非常好的契机。
本次会议共有五场学术讨论和一场综合讨论。
第一场学术讨论由苏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当代苏州研究院执行院长、苏州宋锦文化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士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卞修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参与讨论。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解放区”概念的构建》一文中，分析了“解放区”概念的创制、内涵衍变与中共革命进程发展的内在关联与逻辑理路。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超《政治规范与组织实态：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支部整顿考论》，围绕华北根据地乡村党支部组织体系建设、组织基础建设、乡村党支部的整顿等问题展开论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刘一阳的《全面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整支”工作及其贯彻机制》，就“整支”工作如何强化支部对村庄的领导能力，其发起、贯彻及实际效能以及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组织整顿与基层治理间关系展开深入研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曹明康《国共在河北问题上的互动经纬（1938-1940）》，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合法性的角度出发，侧重讨论全面抗战初期国共河北政权之争的发生、解决及延宕，阐述了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在河北政权问题上的互动，分析全面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与时局走向。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站的《何以动员：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区铁路工人争取工作》，侧重讨论了中共地下党在华北沦陷区争取铁路工人的方针部署、工作方法以及对日斗争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史佳毅的《全面抗战初期的中日舆论交锋——以“和平谣言”为中心》，聚焦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和平谣言”，考察日本散布“和平谣言”的环境、内容与目的，以及中国展开舆论回击等问题。
第二场学术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主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邹铖、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豆艳荣参与讨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徐佳恒的《一次“决战”的“副产品”：总暴动观念演进下的“根据地”的创生（1921-1928）》，从中共一次“决战”设想下对根据地的拒斥、大革命后总暴动困境下的割据需求、创立根据地的预期转变等方面，探讨了根据地的生成过程和对中共革命的转折意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尤凌宇的《从农民暴动到组织群众：以福建平和暴动为中心的考察》，以福建平和暴动为中心，考察暴动过程中群众参与的实际情形，剖析中共早期农村革命实践中群众组织化的实际效果及其局限。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袁上的《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再研究》，围绕苏维埃政权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客观上“不平衡”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路线之争”蕴含着的地理空间认知分歧以及“左”倾教条主义者对腹地与边区空间差异忽视的深层次缘由等问题展开讨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增凯的《组织形态视域下江苏红十四军源起与武装整改（1928—1930）》，系统梳理红十四军源起与武装整改的历史脉络，分析红军的组织形态及其成因与影响，以南通、如泰两地武装整改作为个案研究，呈现中共早期军队建设的地域差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港的《流动的革命日常：红军长征宿营生活图景考察》，从红军宿营困境、宿营保障机制的构建、日常宿营中的秩序生成等方面展开论述，论证这是红军在极端条件下锻造的可称为流动的“革命日常”的生存样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喜红的《红军长征“报纸定方向”说新解》，从创建新苏区和北上抗日两个维度分析榜罗镇会议前后中共中央的战略转向，进而得出“陕北苏区并不是一个意外的长征落脚点”的结论。
第三场讨论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左用章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新四军历史研究院院长张生，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院长刘大禹参与讨论。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筝的《因地制宜：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动员》，选取华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苏皖、皖江、鄂豫边作为典型区域，系统阐释水利动员的实践路径。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雅倩的《“把民众作自己的生命线”：新四军民运工作研究》，分析了新四军民运组织体系建立的过程和发动民众的方式等问题，突出民运实践是群众路线从政治理念转化为军队实际行动的生动体现。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翔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火炸药的获取与利用（1941-1945）》，考察了各类火炸药的来源和用途，及对弹药生产的支持作用，从兵工生产的角度阐释了新四军适应华中敌后战场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牛泽林的《中共央地交通网络运作机制探析（1937-1945）》，通过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央地交通网络的“统战化”、晋西事变后中共央地交通网络布局的调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央地交通网络形式的多元化以及中共央地交通网络的“游击型”运作机制几个部分，探讨中共央地交通网络的运作机制与变迁过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荆玉迪的《抗战胜利后中共整军复员问题再研究》，探讨了中共中央对整军复员问题的理解与态度，继而分析晋察冀解放区大规模实施整军复员的特殊原因，论证整军复员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影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袁逸颖的《夹缝中的经营：战后国共粮食政策博弈中江苏粮商的参与》，从战时中国粮食政策发展脉络的延续性出发，尝试考察战后国统区粮食政策的演变，以及与解放区工商政策演进之间的联系。
第四场是一场综合讨论，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主持。黄道炫肯定了概念史的研究价值，强调要做历史学的实证研究。长征作为中共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要突出这一时段研究的独特性和对之后革命发展的影响。高国荣强调，整体史研究视角不足的问题突出体现在史学研究碎片化明显；实证研究还不深入，缺少人物和故事，同质化现象较多；整体史研究需要打通各个历史时期，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要素视为一个整体，也要有全球史的视野；还要大力加强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副编审吴志军从整理论文索引的角度，引导青年学者善于选取有亮点的选题，他强调历史学论文要表现清晰的历史线索，突出历史感。李金铮谈到，可以将“解放区、边区、根据地”放在一起讨论，把握影响概念生成的诸多因素。青年学者在选题上要避免同质化，整体史的研究要关注长时段、空间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织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革命研究室主任李在全认为年轻学者撰写论文，要注意准确定义标题内容，加强对1927年前广东根据地的关注，推进1949年以前党史和革命史整体研究。张生指出要从中国革命者对革命道路的不同理解，突出中国革命的原创性意义。卞修跃谈到，撰写论文要有宏观的把握和对整体意义的阐述，同时也要关注讨论内容的时间和空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程森指出，要注意区分地理学视野和地理问题的不同概念。
第五场的学术讨论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把增强主持。《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廖吉广、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瀚尧参加讨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鹏的《抵抗的平原：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根据地的环境与战争》，从环境史的视角梳理了中日对冀中军事环境的认识，进而探讨“扫荡”与反“扫荡”中的战场环境改造与环境军事化的问题，论证平原游击战的战场环境记忆与情感也是支撑持久抗战的精神力量。程森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燃料困境及其治理》，聚焦陕甘宁边区民众日常炊爨和工业生产所需主要燃料的类型与分布，以及燃料困境及其治理等问题，考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潘浩的《地缘·地形·党军关系：清河三支队发展战略的调适（1938-1939）》，梳理了三支队开辟平原根据地的发展战略与领导体制之间由“错位”走向“复位”的历史脉络，考察武汉会战前至“太和惨案”后三支队发展战略的调适及实践困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潘岩的《冲击“牢笼”：鄂豫边区新四军围绕公路的对日斗争》，论证了公路对湖北新四军发展的影响，进而阐述新四军的公路伏击与骚扰战术，公路沿线的力量动员与组织工作等问题。
第六场讨论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副总编辑许丽梅主持。李金铮担任点评人，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暖参与讨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郑康奇的《合作、冲突与突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国共经济关系》，从国共双方经济合作与实践、经济摩擦加剧等方面，论述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统战策略。云南大学历史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常芳彬的《农副结合：华北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演进（1937—1947）》，考察互助组与合作社各自的发展状态、相互吸收、农副结合下的互助合作运动等问题，厘清华北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演进脉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李叶鹏的《抗日根据地基层粮食体制的建构——以平遥县为中心》，通过论述平遥抗日县政府建立、发展粮食体制的过程，聚焦基层社会执行抗日政策，以及中共如何再造基层，进而解答“如何建构”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吴帅鹏的《乡村社会改造中“生产秩序”重建的路径研究——以1948年东北解放区春耕生产为中心》，以“新革命史”理论为立论基础，以1948年的春耕生产运动为视角，通过呈现土改出现问题、传统的断裂与旧观念的阻碍等问题，梳理中共对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此揭示中共如何在“革命与建设”双重压力下，通过柔性调适弥合“政党理念与乡村现状”间的张力，重建稳定且具有持续性的生产秩序。
闭幕环节上，高国荣和高士华分别发言。高国荣向苏州城市学院以及参加此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欢迎与会学者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导、交流。高士华表示，苏州城市学院在学界的大力支持下，已经连续四次召开以中共党史党建视域下的根据地为中心的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1927—1949年的根据地建设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也关注根据地各个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对包括红军长征在内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旨在推进根据地史的整体研究。他表示，根据地研究已经成为苏州城市学院的一个学术品牌，得到了学界好评，感谢全国学界的支持，以后也会把根据地研究继续下去。
新闻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图：吉顺权、詹越 文：王瀚尧 审核：高士华
